钟大年:农民三步

发布时间:2015-08-11浏览次数:1128文章来源:延安文学



十五岁,在现在算是未成年人,需受《妇女儿童保护法》保护。而在我十五岁时,被“上山下乡”的大潮裹挟,从北京来到了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川县髙柏公社“下熟畔”村,这个小山村只有十二户人家,六十多口人。我在这里当了三年农民,六年的农村干部,这九年的人生经历,给我打下了深深的“农民”的烙印。



一、农民大学生

1978年,我进入了北京广播学院学习,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什么都觉得新鲜。在农村时,只能找到《薛仁贵征东》或是《麻衣相》之类的书看看,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就是借着《自然辨证法》《大众摄影》一类的杂志。广播学院有那么大的图书馆,有那么多的书和杂志,让我吃惊的同时不免兴奋。那时学生的习惯不是在图书馆看书,而是把书借出来。有一段时间,我会经常借书到教室看。据同学后来说,那时教室黑板的一个角落经常有寻物启事,多数都是我在找书。对此我不太记得,但是有一个清晰的记忆是,毕业离校时我赔了图书馆好几百块钱,因为借书不还,是要赔钱的。

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我还穿着老棉裤老棉袄时,交际舞、喇叭裤已然风行;我还贪婪于巴尔扎克、爱森斯坦、斯坦尼体系这些艺术传统时,星星画派、伤痕文学、朦胧诗等等已经强烈地冲击着那时的文艺青年;当我在为终于脱离了政治有一个专业可学而庆幸时,民主墙、三角地、竞选学生会主席一类的政治游戏成为大学校园的一道风景线……农民毕竟是农民,面对一个全新的校园生活和变化的时代,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

农民干活讲求实在。当年在农村时,农活里最难的“提耧、下籽、入麦秸,扬场使的左右锨”,我样样精通。如今学了摄影,也要练好基本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很早起床,到操场的一个角落去举砖头,像举摄影机一样,单臂水平举两块砖头,来练习稳定性。这种笨办法大概只有农民才会去做,大概一年多,自己也觉得挺可笑就停了。后来事实证明,摄像机是肩扛的,根本不用手举。

农民除了实在,有时也会耍点小聪明。上了大学,大家都很在意考试的分数。但那时的学生不会作弊,只会在考前玩命去复习。专业课不去说,多数是靠作业、作品来评分,有些文学、政治之类的课,老师会事先出一些参考题或划定一些复习范围。有一次考一门政治类的什么课,老师给总结好几个要点。由于这类课不很重要,大家不会花太大功夫复习,考试照抄就行。分数下来我得“优”,同组的同学问:为什么都是抄,你得“优”,我们得“良”?我说:你们抄是12345,我抄是24351,老师认为你们是抄的,我是自己答的。后来,在接触结构主义时发现,改变某个局部可以改变整体的意义,原来真是一种方法论。

那时的农村还叫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不像今天的人那么在意私有财产,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的。当年,只要在上学前工作过五年就可以带着工资上学,进入广播学院的有不少是带工资的,但是在我们那个学习小组中我确实是唯一一个带工资的。于是,我的工资基本上成了我们小组的活动经费。经常我的工资刚从陕西汇来,我还没见到,已经被人拿着汇款单去邮局取钱去了。那时候,小组六七个人去王府井“东来顺”吃一顿涮羊肉只要十块钱,但那已是我一月工资的五分之一了。记不清有多少次小组活动,也不知道花了我多少钱,只知道毕业后我结婚的时候,我的存折里只有一百多块钱了。好在太太没有埋怨我,因为,她就是我们小组的成员之一,算是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