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大年：我后来常和朱老师同去参加一些研讨会、评奖会，她的演讲发言总是激情澎湃、生动而充满理论的灵性，听她的演讲有时真觉得是一种享受。我常常会暗自感到羞愧，我为什么没有那种激情、那种灵性？除了性格的原因之外，我以为我实在没有朱老师那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气度和淡泊名利的超然吧。
摄影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大量的练习，正如想学游泳的人不论是被人推还是自己跳都必须下水。摄影构图是广院摄影专业的经典课程之一，实践性极强，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创作练习，而后再通过老师的点评得以切实地提高。这一来一往的互动，往往能激发学生最大的创作积极性。
王政：在专业课阶段，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朱羽君教授，她给我们讲授摄影构图课程。由于她的文学功底扎实，在讲授时极为生动、栩栩如生，每一节课都能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在每节实践课中，同学们都能根据朱老师的要求，克服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将作业很好地完成。记得我在做朱老师布置的专题图片作业时，采访了北京市较早开办的朝阳区婚姻介绍所。由于学生的稚气，第一天的采访和拍摄无果而返，第二天采访我就先开始与工作人员同做一样的工作，看个人材料，将两人要求相一致或相近的和其相貌差距不大的“拉郎配”。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婚姻介绍所的情况和鲜为人知的事情。最后我抓拍到一位婚介人员给一位男士介绍姑娘时生动、鲜活的场面，这是我当时那一组照片中的点题之笔，朱老师在讲评作业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扬。
另一位让77摄影班同学难忘的老师就是系主任矫广礼老师。当年大家实现理想，改变命运的入学之路大都是矫老师安排疏通的。这位老师向来以严厉著称，许多学生都怕他，不过在钟大年眼里，他是那时最敢于放手让学生自由发挥的一位恩师。
钟大年：大学二年级开始见习，我领队去湖北，按规定实习完应该直接回学校，但我却带着同学们顺长江而下去了庐山，又纠集江西组的同学绕道泰山。这在现在看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在“文化大革命”刚完的那时可是严重违规的大事。没用实习时间，没用公家的钱，去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虽知违规，但机会难得，责任由我来担，我已做好了写检查、挨批评、受处分的准备。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回去后学校没有兴师动众地追究这件事。后来听说原本系里要严肃处理，是矫广礼老师以学生的愿望是好的、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为由顶了回去。
人生得一知己之师，足矣！
不过，历史的阴影总是在时间看似吹散一切之后仍旧冥冥地停留在原地一阵，久久不能散去。当时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因为历史原因而有了一些复杂的成分：刚刚经历过“文革”，老师们“臭老九”的帽子摘得还不算太干净，而77摄影班又不乏已经辗转社会、具备一定“江湖阅历”的“老油子”学生，于是在如此这般的师生之间，关系往往“不那么简单”。比如就有一开始根本“不忿儿”老师的马国力。
马国力：那时候的学生有着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和极其伟大的抱负，而且也自认为有丰富的社会知识，现在想起来才觉得有点自负得可笑。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学校里参加的考试——中共党史。说实话，我没有听过几次党史课，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七年党龄，这些东西不用学我也知道得一清二楚。考试的时候，我们班几个“老党员”都很快就交了卷，不无骄傲地告诉别人，至少90分。谁知试卷发下来一看，都是59分，差一点才及格。老师坦率地告诉我们：意思都是对的，但没有按照书上回答。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什么地方都有规矩，学校里的规矩就是书本，尽管有些书本知识已经过时，但若改变它，你必须知道要改变它什么，这就需要你把它读完。我感谢那位党史老师，由衷地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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